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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肿瘤药研发 “春华”之后待“秋实”

□记者 王潇雨


“中国抗肿瘤创新药的春天刚刚开始,要走到收获的秋天,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。”在近日于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19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(CSCO)学术年会上,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副理事长、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教授提出思考,“中国创新药研发能不能不‘扎堆’,能不能多搞自己独特的创新,而不是总跟在欧美国家后面。”

进展迅速,但问题也不容忽视

“中国抗肿瘤药物经历了从无到有,从仿制走向创新的艰难过程。”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长、同济大学上海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李进教授在大会发言中介绍,2014年之前我国医药工业聚焦于原料药、仿制药的生产,少有创新药物面世。2014年我国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甲磺酸阿帕替尼上市;2015年自主创新抗肿瘤药物西达本胺上市;2018年以呋喹替尼、特瑞普利单抗为代表的自主研发抗肿瘤新药集中发力。“创新趋势可喜,但也存在困境,如临床试验质量把控、药企研发水平、受试者招募等。”

“近些年,血液肿瘤学研究领域尤其是淋巴瘤领域的药物研发进展迅速。”马军介绍,在2018年和2019年国际临床试验中,淋巴瘤临床试验的数量仅次于肺癌,共有48个临床研究。今年在淋巴瘤、骨髓瘤等血液肿瘤的治疗方面,国内共批准了6个药物,而全球共批准了18个。国内这些新药不仅数量多,而且效果也不错。比如国产PD-1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霍奇金氏病,可获得88%的无病生存率,单药治疗完全缓解率接近40%。

与此同时,我国药物研发也面临着不少问题,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扎堆。马军举例说,免疫治疗CAR-T技术有超过100多家公司都在做,但没有一家被批准于临床应用;干细胞领域有200多家公司在做,目前没有一家形成体系。“有的公司做研究‘打擦边球’,打一下换一个地方,这样是不会有创新的结果。需要政府部门、研究者、公司努力,在各方面都有更加规范,像美国几个大公司一样,建设形成标准化的体系。”马军呼吁。

李进指出,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像国外研究主要关注自己国家的高发癌种,中国的高发癌种如肝癌、胃癌、食管癌、甲状腺癌等受关注度较低,“中国不能等待跨国药企来解决我国的多发肿瘤,应更多依靠国内的药物创新。自己的事情得自己做”。

李进还指出,我国之前批准的创新药罕有是从源头上进行创新的,像阿帕替尼、埃克替尼等也是由海外已上市的创新药进行化学结构改造而来。从资金投入来看,国内研发投入排名前十的药企,其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均在10%上下,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%。在临床设计方面,我国创新药企的临床设计能力有限,多是照抄国外药物的设计方案。

各方发力,加快创新步伐

如何加快中国抗肿瘤药物创新进程,成为此次大会关注的焦点。

“加强研究者的管理职能也是很重要的。”李进建议,首先,研究者应及时做好临床试验中的风险管理,要善于发现蛛丝马迹,比如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、不良反应和风险,为后续更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提供依据;其次,研究者要对临床试验质量严格把控,尤其在临床试验的重要环节,如受试者选择、终点事件、试验用药、禁用药等方面,要一丝不苟。同时,应给予研究者相应的培训,保证研究者能正确履行职责。此外,药理、病理、放射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要相互协作。

对于药企来说,李进建议差异化生存,避免同质化竞争,“比如,对同一靶点的研究企业,建议联手共享资源,避免重复同样的临床试验;对研发出来的先导化合物、候选药物、诊断试剂,通过知识产权有偿使用或转让,公司可获得首付、里程付款和销售利润分成。此外,借助自身产品优势,研发多元化产品,实现产品线的广泛组合。还要有国际化的意识,在全球范围开展临床药物开发”。

就新药临床价值评估而言,李进认为,应以患者需求为核心。“新药的临床价值可分为雪中送炭型、锦上添花型、百花齐放型,应制订基于有效性及安全性的临床价值评价标准,避免过于强调安全性而忽临床需求。”李进说。

为提高研发效率,保证质量安全,新技术的应用是一大方向。李进所在的团队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一共新开展了39项一期临床,其中5项属于全球创新研究(中美双报)。“如何保质保量完成这些任务,靠现有100人的团队很难,所以我们请来了特别的专家——5个机器人,辅助研究团队进行患者招募、方案设计、安全性分析、数据管理、疗效评估。”尽管这项工作刚刚起步,但李进对后续进展抱有很大期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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